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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不僅成為企業拓展市場、行業進行整合的桎梏，也是區域發展的阻梗。

前者影響企業技術和品牌的品牌的培育、行業產業鏈的運轉，后者則影響了區域整個面上的“人流”“物流”效率。

區域分割最典型的就是“斷頭路”，一般位于省界、市界、縣區界等的邊界處，呈現出很明顯的“邊界效應”。

“斷頭路”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區域之間本身就是互相競爭的關系，后進地區希望將道路修到發達地區邊界，接受發達地區的經濟輻射帶動效應，而發達地區會擔心機會流到對方一邊，打通“斷頭路”的意愿并不強烈。

即便通過區域間談判來解決，也很是艱辛，需要雙方乃至多方充分溝通、建設用地指標和最重要的投入分攤。

往往需要開展多輪談判，協調政府、企業、公眾多個利益相關方，增加交易成本；雙方辛苦談判簽署的區域合作協議大部分時候不具有法律強制性。

比如上海浦東新區與南匯區在2009年合并前，相通的路沒幾條，一只手就數得過來，從南匯到浦東有時候得繞一大段路至滬南公路才能走通，還難免碰到車流擁堵如螞蟻排隊。

道路建設的設想和規劃其實都有，但實施的時間表卻一直不明朗。究其原因，北邊的浦東城市化水平高，資本云集，而南匯，農業為主。

如果道路打通了，南匯地價便宜，投資建廠的必然會跑到離浦東不遠的南匯。

兩區道路打通始終沒法解決，最后真正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兩區合并了，“斷頭路”陸續打通。

“斷頭路”只是區域合作被地方保護所阻礙的一個側面反映，大多是出于本地利益考慮，阻礙區域間達成合作共識。

廣州和佛山，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要建立“廣佛都市圈”，2009年3月兩地簽署了《廣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設合作協議》，強力推動廣佛同城化的建設。

但實質上，這個過程推進得比較緩慢，很長時間里，雙方之間的交通都沒有真正做到“互聯互通”，甚至也存在“斷頭路”。

這同樣源于兩地難統一的經濟利益，有學者研究發現，廣州和佛山兩個城市的制造業結構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在占制造業比重較高的八種產業中，他們有四種是相同的；而廣州和佛山的第三產業相似程度更高，批發和零售業、房地產、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在兩個城市都是占比最高的第三產業。

在經濟發展同構性較高的情況下，實現兩地的合作意味著兩地人力、物力、財力的更加自由流動，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競爭。所以，在沒有找到兩地最佳利益組合之前，“同城化”就是緩慢的。

談及行政邊界造成的“分割”，蘭小歡在《置身事內》中寫道：

行政邊界影響經濟發展，地方保護主義和市場分割現象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在生產要素市場上，用地指標和戶籍制度對土地和人口流動影響很大。從長期看，消除這種現象需要更深入的市場化改革。但在中短期內，調整行政區劃、擴大城市規模乃至建設都市圈也能發揮作用。目前的行政區劃繼承自古代社會和計劃經濟時期，并不能完全適應工業與現代服務業急速的發展和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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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上述很多“分割”都源于長期以來的地方政府競爭。

地方政府競爭其實在過去40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地方政府就像一個個微縮版的企業，地方長官熟諳地方經濟事務，在晉升和政績的驅動下，與其他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招商引資，催動了當地經濟的大發展。

這被經濟學家張五常看作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秘籍”。但由此也帶來了較為分割的國內市場。

但當前的中國已經面臨新的形勢，擴大內需成為戰略基點，由利用他國市場為特征的“客場”經濟全球化模式，轉變為利用內需為主的“主場”經濟全球化模式。

這就需要打掉地方保護等“堵點”，讓地方政府能改善的營商環境這樣的“不可移動資源”變得更有競爭力，吸引來企業這樣的可移動資源。

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得好，是由于地方政府經營的不可移動資源與企業經營的可移動資源形成了好的互補效應。

換言之，企業面對市場競爭、開展創新，要以大量精力應對不確定性。而政府經營好不可移動資源，減少了不確定性，企業在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就可以把主要精力分配到市場競爭和創新活動上。

于是，企業變得更有競爭力，提供好產品，推動創新。

而且，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也能發揮出各區域的比較優勢，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的問題。

林毅夫在《解讀中國經濟》中提到：

如果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的大市場，東部地區多發展制造業，中部地區多發展農業，西部地區多開發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產業，然后，各地的產品在全國統一的市場上進行交換，將有利于各個地區比較優勢的發揮。

如果有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市場，那么東部就可以逐漸減少農業生產，改從中部購買糧食，這樣一方面東部可以集中力量發展制造業，另一方面對于中部農產品生產來說，現在需求增加，價格就會上漲，東部制造業的發展就變成了拉動中部農業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驅動力。

同樣的道理，東部發展越快，從西部購買的資源也就越多，資源價格越高，西部居民的收入就會越高。

發展農業、資源產業就吃虧了嗎？

其實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資源自由流動的前提下，專業地發展農業、旅游業和資源產業，同樣可以致富。

雖然世界上富裕的國家基本上都要經過工業化的過程，但對于一國內部的不同地區而言不一定這樣，因為不同地區可以有經濟上的分工。

以美國為例，美國中部很多州其實主要依靠三種資源：玉米，黃石公園和大峽谷，銅礦，分別對應農業、旅游業、資源產業，分別依賴的核心投入品為土地、自然風光和礦產，這三樣東西都不具有流動性。

對于不能動的資源，要讓從事相關行業的人富起來怎么辦？區域內人口的自由流動，人減少后，人均GDP也就提高了。

事實也正是如此，美國中部很多人到東西部海岸地區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中部很多州雖然人煙稀少，但通過合理規劃，生活在這里的人反而很富有。

中國中西部很多地區風景優美、資源豐富，除了服務于當地需求的工業，很多收縮城市難以發展起其他工業，如果盲目采用地方競爭的思路，繼續發展不適合當地的工業，只會造成效率下降，不如依靠自身獨特的競爭優勢來發展。

當然，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個長期的過程，正如蘭小歡在《置身事內》所寫：

我國疆域廣闊、人口眾多，建立和打通全國統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場，實現貨物和人的互聯互通，難度不亞于一次小型全球化，需要多年的建設和制度磨合。過去幾十年，從鐵路到互聯網，我國各類基礎設施發展極快，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也沖擊著一些舊有制度的藩籬。

未來，只有繼續推進各類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繼續擴大開放，真正轉變地方政府角色，從生產型政府轉型為服務型政府，才能實現國內市場的巨大潛力，推動我國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

       原文標題 : “全國統一大市場”背后的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