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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學歷論傾向下，名師未必出高徒

左邊，是超9．4％的初中及以下學歷的工人失業，各行各業的大批裁員，低學歷的人無處可逃。右邊，各大知名在線教育機構，開出幾十甚至上百萬的年薪，爭先恐后去搶奪頂尖的名校畢業生。

學歷上的“馬太效應”在這個時代愈來愈明顯，但學霸真的就能教出學霸嗎？在“螳螂財經”看來，并不盡然。

其一，學歷并非成為優秀教師最重要的元素。

教育是一項特殊的、專業性的工作，不僅需要教師具有扎實的學科專業知識，還需要教師具備深厚的教育情懷，通曉教育學和心理學知識，掌握一定的教育技能和藝術。在中小學，這個階段的學生年齡偏小，活潑好動，更需要教師的細心、耐心和愛心，非師范畢業的名校畢業生未必能夠勝任，“唯學歷論”可能會打擊熱愛教育事業優秀人才的積極性。

除此之外，一些非師范專業畢業的名校老師存在一個普遍性的問題，就是很難將自己所學轉化為貼合學生認知的知識，他們課堂上所舉的案例往往太難，學生達不到這樣的理解水平。

當然，這一問題已經逐漸引起各教育機構的重視，比如網易有道在教師的面試環節會綜合考察應聘者是否具有教育情懷，以及表達能力是否過關，能否吸引住屏幕前的學生。

其二，一些機構招聘名校畢業生僅僅只將其當作招生“吉祥物”。

順應整體用人趨勢以及家長們的“名校情結”，“名校畢業生”確實是個金字招牌。

至少李女士是這么認為的，她對“螳螂財經”說，她的孩子現在讀高一，但是從六年級開始就已經開始接觸各類培訓機構了。

李女士很明顯的感覺到近兩年來，打出“名師牌”的機構越來越多，但作為家長她很吃這一套。“找到個名師，解決了孩子學習效果的大半問題”、“有了清北名師，就多了一重保障”、“教的差一點，能傳授孩子一些經驗也是好的”，秉持著這樣的想法，李女士每年幾乎都要在教培機構花費上萬元。

“不過這個過程中坑也是沒少踩”，李女士苦笑說著，“比如，之前有在一個頭部的機構找了據說是北大畢業的英語老師，后來私下了解才知道是成人自考的。還有一次就在去年，沖著一家機構‘48位清華北大畢業名師’的噱頭去報名，結果招生試聽的時候，客服沒經過我們同意找了其他非清北的老師，雖然說講的也不賴，但總有一種被誤導報名的感覺。”

所以不管是一些機構打著名校畢業生的名號招生，還是類似清北網校這種無股權關系、無品牌授權，卻在宣傳上一直突出“清北”、宣傳語是“清北一線名師教”，都有些利用名師，誤導消費的成分在。

其三，名校畢業生扎堆教培并不利于教育公平。

對名校畢業生而言，他們最先的選擇必然是沿海發達地區的崗位需求，這并不利于區域間的教育公平。即使在一個區域內，也不可能允許每一所公辦學校都用高薪招聘高學歷教師，只有個別或少數重點學校才有此資格，這也使得教育資源持續向少數重點學校集聚。

再者，公開、高調、高薪招聘高學歷教師本身就極具廣告效應，是對個別學校的大力宣傳，很容易吸引區內外優質生源，優質生源聚集某些重點中學同樣不利于普通學校的發展。

但教育行業吸納高學歷人才，放在其他國家來看其實是一件平常事。據日本文部省數據，2016年日本公立初中教師研究生學歷占比為7．5％，公立高中教師研究生學歷占比為15．2％，私立高中教師研究生占比為18．4％。根據美國國家教育數據中心（NCES）2016年所做的國家教師與校長調查（NTPS），55％的小學教師和59％的中學教師有高于本科的學歷。

美國與日本的受教育者并不會認為這是人才的浪費，也未造成嚴重的行業焦慮與學歷內卷現象，這樣來看，這非名校畢業生的問題，而是行業的生態問題，那么三月以來趨嚴的行業監管能否促進行業的良性發展？

三、監管趨嚴，能否緩解行業焦慮與學歷內卷？

1月18日，中紀委網站發布文章直指在線教育亂象。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中，治理整頓校外機構被明確列為今年教育工作重點，兩會中多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言獻策，新一輪規范治理課外培訓機構行動蓄勢待發。

在這樣的勢頭下，一眾線上教育機構紛紛成為驚弓之鳥。

3月10日，一份網傳北京市朝陽區教委將繼續暫停學科類校外輔導機構線下培訓和集體活動的通知，致使新東方、好未來、跟誰學三家教育培訓機構一夜間就累計蒸發約753億元人民幣。3月26日，幾份流傳甚廣的監管細則再次使得好未來收跌幅跌幅超7％、新東方跌幅超10％，跟誰學跌幅達41．56％。

至3月31日，政策終于落地。教育部就“雙減”的問題做出回應，明確將對校外培訓機構加強監管，并表示會從嚴審批培訓機構，強化培訓內容監管，創新收費管理方式，規范培訓行為，嚴肅查處違法違規培訓行為。

首先，必須承認的是，趨嚴的監管將有效遏制惡意競爭，使得行業生態更加健康。

事實上，監管趨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校外培訓行業融資過熱、燒錢補貼，熱錢的涌入也使得惡習流入教育行業。2020年，在線教育企業的獲客成本升至3000－4000元，人才師資的爭奪只是在線教育行業激烈競爭的一個縮影，監管確實利于惡意競爭得到控制。

其次，在“螳螂財經”看來，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方式和力度或許還有待摸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對于監管問題也曾發表過看法，他認為提高培訓機構準入門檻的供給側治理，很可能帶來兩方面問題：一是合規的校外培訓機構經營成本增加，推高培訓價格；二是相當數量的機構轉到地下經營，游離在監管之外。

如何將所有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對這些機構進行過程性監管，才是接下來一段時間內監管實施把控中的重點。

總而言之，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監管政策的出臺，短期內可能會造成市場的波動，但長期來看有助于行業的優勝劣汰，不符合要求的機構不斷被清洗，逐漸構建起規范的市場環境，對于跟誰學、好未來等行業頭部平臺而言是一種“另類的”利好。但監管的尺度仍需繼續摸索，否則很有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