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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首爾市政府（SMG）利用“市長智能城市平臺”（Smart City Platform for Mayor）基于3200萬行政大數據和尖端ICT技術（主要是由韓國信息通信行業的領頭羊如三星和LG參與）展開抗疫。

在平臺上，政府部門能夠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動力，使決策者全面實時了解城市情況，并與外地工作人員直接溝通，從而有助于作出明智的決策。

它們將自上而下的政府進程與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以一種動態和協同的方式聯系起來。

雖然公開數據是由政府提供的，公民可以玩數據集，創建有趣的可視化，然后在同一個政府網站上共享。市政當局為測試即將出臺的政府提案而開發的電子投票應用程序，允許公民自行提出電子投票提案——公民提案的數量最終超過了政府提案。

首爾市長樸元勛在這次疫情后甚至預測稱，COVID－19的大流行將引發科技繁榮。

他在6月2日的“世界市長峰會”上甚至直接提到，要推動首爾成為一個在各個領域（包括“智慧城市”和“安全城市”之上的檢疫）打造國際標準的城市。

和首爾經驗類似，新加坡同樣有自己的“國家級平臺”（其實更像是城市平臺）。

在新加坡抗疫中，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智能國家傳感器平臺，簡稱SNSP）則是起到了關鍵作用。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官網介紹中提到：

一個聰明的國家意味著人們和企業能夠通過增加數據的獲取、通過創新的想法和解決方案的貢獻獲得更大的參與性，以及一個利用技術更好地滿足公民需求的更具前瞻性的政府而獲得權力。

為了構建Smart Nation Sensor Platform，新加坡還建設了智能國家傳感器平臺。

這個平臺是個錨點，公眾在新加坡任何地方，都可以隨時連接。普及的網絡連接、基礎設施和共同的技術架構將使公民、企業和政府機構能夠利用技術改善智能國家的生活。

除了通用的數字“平臺”之外，新加坡在今年疫情期間還推出了TraceTogether App。以幫助支持和補充目前在新加坡的聯系人追蹤工作，以減少COVID－19的傳播。

新加坡總理府下屬的智能國家辦公室（Smart Nation Office）發表聲明稱，約有180萬人下載了TraceTogether應用程序，但“這還不夠”，畢竟新加坡人口達到了560萬。

TraceTogether的工作原理聽來挺奇怪的。

TraceGoToice采用分布式方法，當應用程序檢測到安裝有TraceGoToApp的另一設備時，參與設備交換接近信息。

跟蹤用戶衛生部（MOH）發布時間敏感的匿名臨時ID，用于將患者識別為所有第三方。當APP的兩個用戶通過時，它使用跨越時間的設備之間的藍牙相對信號強度指示符（RSSI）讀數來近似兩個用戶之間的相遇的接近度和持續時間。

這種接近度和持續時間信息在滾動的基礎上存儲在手機上21天。一旦用戶測試感染陽性，衛生部門會與他們聯系，繪制他們過去的14天的活動軌跡，并請求聯系日志。

不過，令人感到非常trick的是，這款應用在iOS設備上運行不可靠，可能會嚴重消耗電池壽命，這導致iPhone用戶在使用這款產品時并不方便。

這種現象放在中國市場可能令人有些匪夷所思，畢竟支付寶和微信兩大國民級APP早已經走過了這個階段。

二中國的實踐

坦率說，韓國還是新加坡的諸多嘗試極為前沿，而且在整體智慧程度上走到了中國前面，但在很多維度還是展現了的局限性：

• 移動端建設趕鴨子上架，和日常生活關聯不夠緊密，只是為了抗疫臨時上線，它的可持續性不強；

• 都是以城市為中心展開普及，首爾的城市經驗相對規模可觀，但新加坡的經驗普適性不強；

要知道，韓國首爾聚集了韓國三分之一的人口，新加坡則是一個城市國家。首爾人口1000萬出頭，新加坡人口不足600萬，數字政府建設相對簡單。

但在中國情況不一樣，我們必須要認識到中國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直接導致了需求多樣、參與者眾多、技術標準復雜的一系列現狀。

• 中國國土面積遼闊，涉及不同省份、城市。行政管理體系復雜。每個省份都有不同訴求，省份之下又有不同城市，城市又有不同特色，省份和城市之間的體系還要打通，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體系也要打通；

• 首爾、新加坡的數字政府建設參與廠商相對較少。首爾是政府主導，三星、LG成為領導者，相對較好協調。但國內，數字政府的建設者包括互聯網云廠商、傳統ICT廠商乃至更多產業鏈中的參與者。

• 每家云廠商、ICT廠商擅長的東西不一樣。此前，政府采購時往往考慮不同企業間的搭配、平衡，數據的打通、流轉，服務的建設、架構往往都需要政府進行多家協調，還要各個企業進行接口的耦合；

這種復雜情況也定了，中國的數字政府建設，很大程度是靠平臺級企業的市場競爭進程所推動的。很明顯，云廠商明顯加速了這一進程。

和韓國、新加坡這樣的國家相比，中國數字政府建設的優勢當然也很明顯。

• 支付寶、釘釘、微信這類國民級APP已非常普及，公眾也形成了一定的使用習慣，數字政府可以從過去“無感”的G端服務，一點點轉化為有感的C端體驗；

• 云廠商提供了龐大的數字基礎設施，這些數字基礎設施因為規模足夠龐大，在接下來的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可能甚至會發揮我們意想不到的作用；

尤其是這一次疫情，同樣加速了中國的步伐和進程。

尤其是阿里云代表的云廠商，它憑借阿里數字經濟體的系統性能力，假設起了一整套龐大的數字政府工具。用阿里云智能總裁張建鋒的話來說：

中國的數字化在全球是走在最前頭。我們不管在消費領域、產業領域、政府治理、甚至農業都走在前面，我認為比大多數國家都走得要更完整。

張建鋒的話是有道理的。

國家政策層面有引導，中國市場還聚集了一大批云廠商、ICT廠商，尤其是阿里云以及阿里云背后的“阿里數字經濟體”利用平臺級企業的優勢可以系統化輸出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