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腫瘤多學科治療的1959啟示錄
沒有人去實踐，MDT多學科也僅僅就是個很好的概念而已，在人才大軍與臨床的有效實踐到來之前，一定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北京陸道培血液病醫院執行院長
李定綱
多學科治療MDT（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是由多學科資深醫學專家共同討論與制定的診療方案，是現代國際醫療領域推崇的先進診療模式。
在中國，由于“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的“三早”措施遠未到位，從而導致病癥復雜的中晚期腫瘤患者居高不下，為此，2018年8月，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知稱，2018－－2020年擬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腫瘤多學科診療試點工作。
事實上早上1959年，在周恩來總理的推動下，金顯宅教授、吳桓興教授、孫燕院士以及開國上將李克農之女李冰教授等人集思廣益，共同制定了中國腫瘤防治的長期戰略。
第一，預防為主。
第二，基礎研究與臨床應用結合。
第三，中西醫結合。
第四，綜合治療。
60年前，這四大腫瘤防治要點即已囊括了循證治療、轉化醫學、整合醫學和多學科治療的多元體系，與當下流行的的西方主流治療思路高度吻合。
基于醫學的發展和患者需求的改變，上世紀90年代，歐美醫學提出了循證醫學、整合醫學，本世紀初又提出精準醫學，在腫瘤治療上更為明確了多學科治療的理念。
回顧歷史，1959年“中國腫瘤防治長期戰略”的四條基本“國策”與當今歐美之主流醫學觀立意相同，異曲同工。西方醫學跟中醫理念，不僅有碰撞，更是有交融。
“每當問及現在很多的年輕醫生，普遍認為MDT是歐美的創新，其實追根尋源，實際這根本不是舶來品，而是中國醫學哲學體系中的一個古老傳統。”李定綱說。
眼下，中國老齡社會進程與環境代價的初步顯現，使得腫瘤疾病成為“國民大敵”。史海尋寶之時，中國醫學的有幸在于，早在60年前，我國腫瘤防治的泰斗豪杰與先驅者們就已經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智慧財富。
如果說，MDT是未來中國腫瘤防治的主流，那么我們就應該重新審視，歷史賦予我們的啟示。
壹｜殊途同歸的中西方醫學
中醫歷時幾千年，最講究辨證施治、君臣佐使，中藥配伍使用才能達到診療效果。針對每個患者，中藥在搭配的過程中還注重加減法，劑量的增加和減少都將因人而異，這就是個性化。
這是李定綱所說的中醫遵循的“非常嚴謹的哲學思維體系”。
“以前的歐美醫學發展也曾遵循過這一規律，但在現代工業革命之后則開始了單一化。到了今天，西方醫學界忽然發現標準化、單一化的診療思維與實踐已很難實現對生命這一復雜體系從保健到診療的全過程管理。”李定綱告訴《多肽鏈》。
現代醫學是西醫主導的精細化分工，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級學科層層劃分，醫生也被層層分割。
這形成了一個悖論，醫生在學醫時被要求學習包含社會屬性、心理要素等多重體系的“完整人”，但到了臨床運用，卻只針對一個系統、一個器官、或者一堆細胞去診病施藥。
“當前的醫學體系確實造就了一批在基礎研究上堪稱杰出的專家，但卻讓我們缺少了大批能夠診治病患的臨床大家，很多醫者的思維體系難以適合臨床。”
李定綱覺得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西方醫學倡導的精細化與生命本身的復雜性無法匹配。而這一考量尤其更適用于病癥復雜多變，充滿未知異質性的中晚期實體腫瘤的治療。
因此，腫瘤患者呼喚MDT，最需要MDT，它意味著，一旦患上癌癥，即可獲得最佳治療效果的一線希望。
面對腫瘤，患者心目中的好醫生，會用好藥或者新藥，會用新技術或懂新知識，掌握新設備。
好醫生必須具備能將好藥、好技術、好設備構建成一個因人而異、個性化、多學科整合的好方案，有了這一“有能力的醫生群體”，才能最終為廣大腫瘤病人帶來MDT多學科治療的好療效。
在李定綱看來，千年中醫和百年西醫終于在20世紀初走到交匯處。
“我們的預防為主、基礎與臨床結合、中西醫結合與綜合治療，對應著西方的循證醫學、轉化醫學、精準醫學、多學科治療，在醫學理念與臨床實踐實現了一次劃時代的匯合。在健康領域，基于人類最基本的哲學思維形成的文化傳承開始交匯，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達成共識。”
貳｜人才斷層之慮
雖然共識達成，但蝶變卻還需時日。
在中國，腫瘤的MDT，不可忽視的是中西醫結合。但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國醫學西化徹底，中醫式微，中西醫結合人才銳減。
“當今世界，只有中國是三支醫學學派共存。第一支是代表三百多萬西醫的中華醫學會；第二支是代表幾十萬中醫的中華中醫學會；第三支則是由幾千位中西醫人支撐的中西醫結合研究會。”
李定綱細數之處吐露出一絲無奈，中西合璧曾在李定綱的父輩中間最為普遍。
西醫出身，脫產學習中醫是那一代醫者的必修課，是文革之前非常嚴謹與正規的教育模式。
彼時的西學中醫生一般要全脫產學習2－－3年，要精讀中醫經典之著，如：《黃帝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醫學衷中參西錄》等，真正使那時的醫者中西合璧，中西結合，融為一體，大家頻出。在這群人中，有學習中醫藥三年，問鼎諾貝爾醫學獎的屠呦呦、有95歲高齡的吳咸中院士和年近90的陳可冀院士等經典代表人物。
說起現在中西結合人才現狀，李定綱感慨：“文革期間由一批二三十歲的人學了以后延續到今天，一點稀少的種子，煙火正在慢慢熄滅。這支力量人數太少，前輩們大都乘鶴西去。以后中西醫結合恐再也沒有了，沒人學了，中國的新醫學派正在走向消亡。”
從中西醫結合出發去看現在的MDT，確實需要一批能橫跨兩個醫學體系的基礎人才隊伍。
沒有人去實踐，MDT多學科也僅僅就是個很好的概念而已，在人才大軍與臨床的有效實踐到來之前，一定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李定綱認為很關鍵的原因在于整個生態體系還未建成：“建成新生態一定是對原有的秩序進行調整，對原有人的知識結構的更新改造。如果說在臨床上，有一批活躍的人積極地從事MDT多學科探討和實踐，形成大趨勢，MDT才有可能成功地造福廣大腫瘤患者群。”
但對MDT多學科發展現狀，李定綱也認為不必太過悲觀。
“無論是沿襲古代哲學，還是整合了現代科學體系，好醫生都是實戰派，他們以病人為中心，以看好病為目標，他們會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到MDT多學科的探索實踐。很多大專家要面對極為疑難復雜的病患，‘專’解決不了，他們也會將自己所學的技術、知識重新排列組合。”
李定綱認為“宰相必取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他贊賞任正非的妙言，“將軍不是培養出來的，是打仗打出來的。”
沒錯，有意栽花花不開，中國未來MDT人才大軍將來源于中國巨大的腫瘤病患人群，以及眾多仁心醫者們的艱辛臨床一線的探索實踐。
目前的MDT是概念、是口號，有很多機構或者專家愿意為這個概念做傳聲筒，這是好事，有利于整個醫學的發展和患者生命的延續。
叁｜漸變的MDT
在中國，因為健康管理意識薄弱、篩查技術不過關等多重原因，中晚期腫瘤患者偏多，單一的診療手段難以應對。
此時，MDT多學科的出現可以說很及時，但從概念到有效實踐過程中，MDT要邁過很多屏障，第一重是決議機制的缺失。
腫瘤科是李定綱的專業所在，他看到的是開會的專家不少，但沒人能敲定最終方案，也就無法將方案落實到患者身上。
“我們需要最后拍板的‘三軍總參謀部’，需要決策，不能讓多學科停留在討論層面”，李定綱更愿意從病患的角度思考問題，“病人要的是解決問題的落地方案和執行團隊。”
“指揮員”的作用還在于信息的采集歸納、人力資源的配合調整，讓一個個治療方案能接連或交疊落地，從而打破各個學科間的掣肘屏障。
組成一個腫瘤多學科醫療團隊不難，難的是團隊中都是單一學科人才，沒人顧及“集成”問題。
MDT整體還處于很初期的階段，具體到腫瘤治療，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體系，這依然涉及到改變MDT生態環境的問題。
李定綱認為這一系統改造工程包括兩個方面：
首先是人才培養的推動，無論是公立、民營醫院的主管部門還是醫學教育機構，都要參與其中，從本科到研究生，乃至博士與博士后，形成建設MDT學科的完整人才鏈；
其次是外部體系技術力量的提升，基因檢測、免疫治療、干細胞技術、微創與無創等外部技術的不斷進步，會對MDT多學科治療產生正面與積極的推動作用，畢竟，多元技術在引領集成整合，也在呼喚MDT。
另外，還需要一群“先進”的患者。
政府在覆蓋低端醫療服務，不可能為中高端醫療服務買單，中晚期的腫瘤病癥，要取得治療上的有效性，不僅需要有能力的醫者和治療方案，更得有先進意識的患者提出個性化醫療的剛性需求，兩相結合才有創新的空間，才有MDT多學科發展的推動力。
李定綱認為互聯網時代和正在進行的醫療改革在為腫瘤MDT注入希望。
越來越多的醫生突破體制，越來越多的腫瘤醫生集團、民營腫瘤醫院會成立，為了區分于公立大三甲醫院的僵化診療模式，差異化發展必不可少，而MDT會是一個特色發展方向。
但“變是漸變，不會是突變”，醫療體系中的人從之前的無知、拒絕到了現在的知道一點，大多在觀望，嘗試者少，都在靜觀其變。
“比太空還復雜的生命體，不應該到醫療這里變成非常標準化的統一治療，教條主義害死人，照搬教條肯定要吃敗仗，醫療當然也更要講求最佳的資源配置和集成整合。”
李定綱告訴《多肽鏈》，過于細化的專科讓醫療與醫生走了很長的一段彎路，現在要寄希望于MDT多學科方向，回歸正確的軌道。
本文為《多肽鏈》獨家專訪原創
作者丨毛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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