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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公子的劍——做愛讀的商業(yè)評論

公子按：原文由衣公子和騰訊新聞合作，首發(fā)于騰訊深網(wǎng)。一萬五千字，寫了月余，幸運的話，可以收錄在我的新書——一本書寫中國產(chǎn)業(yè)變遷的拙作。所謂以小見大，緩緩轉(zhuǎn)動的自行車車輪，仿佛一臺老式放映機，圖景展開是四個時代：國民革新的時代符號、民族工業(yè)的理想圖騰、新中國的產(chǎn)業(yè)畫卷，以及新經(jīng)濟的斑斕泡沫。這其中編織出的理想和陰謀、抒情和魔幻、驕傲和恥辱，便是一枚冷眼器物見證的中國。奈何樹欲靜而風不止，這幾天單車又有了新故事，公子遂修訂重刊，以饗喜歡這個專欄的朋友。

光緒第一次見到自行車就覺得歡喜，這前后兩個輪的玩意兒，經(jīng)人腳踏，自行往前，竟爾不倒。不過練習騎車之時，光緒辮子不幸卷入后輪，重重摔下，從此也就不騎了。

咸豐十年，公元1860，英法聯(lián)軍攻占北京，被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稱譽為“理想與藝術(shù)的典范”的圓明園遭洗劫一空。當盜賊打開倉庫，除了令人垂涎的珍寶，還有一事令人詫異：一個深宮倉庫中，藏品竟然來自西方，既有棉紡機、蒸汽機、織布機等工業(yè)機器，也有地球儀、望遠鏡、氣壓計、天體運行儀等科學儀器，甚至包括迫擊炮、榴彈炮、步槍、連發(fā)手槍，外加一艘裝有110門大炮的戰(zhàn)艦模型。

原來就在60多年前的1793年，正值中國皇帝乾隆82歲大壽，英國大使馬戛爾尼奉國王之命出使中國以期建交。盡管雙方就會面禮儀爭執(zhí)不休，但是最終馬戛爾尼還是得以面見乾隆，呈上的禮物是當時英國最先進的科學儀器、工業(yè)機器和戰(zhàn)爭武器。

不過乾隆認為天朝上國應有盡有，他國之物不足為道，不僅拒絕了馬戛爾尼的開展貿(mào)易的請求，還把這些禮物鎖入深宮。它們迅速被灰塵覆蓋。馬戛爾尼敗興而歸，不過建立在這些器物之上的工業(yè)革命繼續(xù)在英國如火如荼地進行。兩個古國，走向不同的方向，全世界國力最強盛的國家也從此易主。

通州八里橋是入侵者進入北京的必經(jīng)之地，幾天前，發(fā)生在那里的戰(zhàn)斗決定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的歸屬。顧命大臣、晚清名將僧格林沁統(tǒng)領(lǐng)最精銳的滿蒙騎兵步兵6萬，對戰(zhàn)英法聯(lián)軍8000。清軍以多打少，卻遭遇慘敗。法軍陣亡3人，英軍陣亡2人，而對面的滿清將領(lǐng)傷亡過半，八里橋失守，北京門戶大開。史料顯示，帶著拱衛(wèi)京師的使命，大清的精銳騎兵面對英法槍炮發(fā)起了一次又一次沒有意義的沖鋒。伴著曾經(jīng)叱咤歐亞的蒙古騎兵最后的挽歌，北京已經(jīng)成為侵略者囊中之物。

沉醉于燒殺劫掠的暴徒忍不住想，假使乾隆對馬戛爾尼的禮物多幾分上心，至少下發(fā)給帝國的能工巧匠任其拆卸研究，一探究竟。60年后自己還會如此不費吹灰之力地進入北京嗎？想到這，有幾分后怕，更多幾分嘲笑。

慈禧太后攜百官西逃，帝國宮殿慘遭劫難，戰(zhàn)爭過后還要主動求和修好。中國正式進入西方列強所稱的“架幾門炮就能殖民”的時代。

經(jīng)此劫難，朝堂不得不變革圖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正式啟動。

不過，就在光緒被自行車卷了鞭子，重重摔下的同一時間，這場浩浩蕩蕩三十年的洋務運動破產(chǎn)了。

甲午戰(zhàn)爭，中國慘敗撮爾小國日本，洋務運動最重要的成果、名震亞洲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說到底，這場以“自強”和“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又開鐵廠，又造輪船，但是歸根到底只是一場針對西方器物的模仿。中華民族的覺醒需要器物之外更深層次的變革，康有為、梁啟超提出的維新變法，得到光緒大力支持。

維新變法要學的是西方的制度。

從工業(yè)技術(shù)，到交通工具，再深入到民眾生活和社會組織方式，自行車是橫跨技術(shù)到文明的一座橋梁。西方的自行車，卷住了大清皇帝的辮子，同一時間，中國前進方向發(fā)生重大轉(zhuǎn)折。小場景在大背景下顯得寓意無窮。

自行車漸入中國，尚局限于很小的范圍，在中國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騎車者以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最為多見。中國路況復雜，無論城市還是鄉(xiāng)間，自行車走走停停，是最為合適的交通工具。除了這個用途之外，自行車更多的身份是貴族的玩具。

1922年，末代帝王溥儀大婚，堂弟溥佳送自行車一輛。為此，帝師陳寶琛狠狠訓斥了溥佳“皇上是萬乘之尊，如果摔壞了，那還了得，以后不要把這些危險之物進呈皇上”。他還勸溥儀不要騎。不過，溥儀不僅并沒像光緒一樣摔傷，反而練了幾天就會了，從此沉迷上自行車。

第二年，紫禁城一場大火，把建福宮及其附近的靜怡軒、延春閣、積翠亭、凝輝樓等全部燒光。大清已歿，索性也沒有重建，清理完畢后，溥儀在原處開了一個運動場，每日在此打網(wǎng)球、練自行車。不光以每月100元的工資聘請飛車小李三教他，還因為嫌門檻妨礙騎車，拆了多處宮廷的門檻。晚年溥儀重游故宮，對此頗為有感，言道，“這是我的成績，為了騎自行車，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動的門檻鋸掉”。［1］這當中，末代皇帝的身份、西方器物的屬性以及作為某種象征的前人不敢動的門檻，成了值得玩味的意象。

不過，門檻易動，根弊難除。維新變法失敗，康、梁流亡，戊戌六君子受戮，但是維新的精神和理念已成大勢所趨。握緊權(quán)柄的慈禧太后在多方壓力之下，提出憲政，整個就是維新變法的山寨，這是已經(jīng)行至暮年的清廷最后的掙扎。

自行車的普及伴隨中國變革始終，漸漸從貴族的玩具，變成一般富豪人家玩的起的消費品。富家子弟在販夫走卒間騎車穿行而過，臉上寫滿得意。

盡管囿于車價昂貴、路況欠佳和學騎困難，自行車普及有限，但是其深度進入民眾生活的趨勢已現(xiàn)。

自行車的出現(xiàn)，令人得以重新審視遍布上海街頭的人力車。進步人士嚴肅提出“富者坐之，貧者拉之，同為同胞，判若人畜”，不符人道的人力車，逐漸和鴉片、小腳一樣，成為中國野蠻落后的重要象征。相比較之下，自行車行駛?cè)�靠騎車人雙足踏動，沒有人道負擔。因此，自行車又被稱為“自由車”。可見，這兩輪工具的意義非凡，推動的不僅僅是器物的進步，更是社會的革新。

單車的雙輪從中國悠悠碾過，貫穿了近代中國的愚昧落后、民族工業(yè)的發(fā)憤圖強、國民精神的推倒重建、市民社會的自行車王國，以及新經(jīng)濟模式的輝煌和喪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