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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多次強調了“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這三個“化”，對深圳地區創新網絡的重要價值。本篇將探討“國際化”這個課題，即：深圳如何推動國際科技合作，將自己置于全球創新鏈之中，建立與全球主要創新型經濟體的技術與經濟聯系。

2019年2月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在其第四章提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戰略目標，“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深化粵港澳創新合作，構建開放型融合發展的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集聚國際創新資源，優化創新制度和政策環境，著力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建設全球科技創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這是中央政府在北京、上海之后，提出建設的第三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我的理解，“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有兩個含義：一是自身的技術創新及科技產業在全球有重要地位；二是，作為一個技術創新中心，能夠從全球汲取創新資源，并向全球輸出創新技術。我之前多次撰文指出，國家給予灣區的這個目標，是要以“深圳＋香港”為其發動機，帶動整個地區而完成的。但我在《“人類的硅谷”與“中國的深圳”》一篇中也指出，深圳的國際化程度一直是不足夠的，這其實是深圳的短板之一：深圳利用了整個中國的人才、資金和技術，但對全球的人才、資金和技術的利用是不充分的。
雖然深圳也一直努力提高這個程度。是所謂國際“化”的進程。

一

在《跨國公司的背影》、《香港的角色》、《臺灣的背影》等篇中，我描述了全球跨國公司過去40里投資深圳、深圳吸收大規模吸收FDI的情況。

在1997之前，尤其是在1980年代，深圳經濟特區是國內最洼的政策洼地，因此也是諸多跨國公司試水中國的投資試驗田。在1997香港回歸之后，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甚至可以說存在著某種跨國公司對深圳的“拋棄論”。2001年之后，特別是2008年之后，在深圳進行較大投資的跨國公司幾乎屈指可數。這與跨國公司在長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區的大筆投資形成鮮明對比，也與1990年代有著巨大反差。這跟新歡對寵愛的分散有關，也跟跨國公司投資的階段性產業重點有關，也跟深圳自身的產業轉型升級、本土民營跨國公司崛起有關。

被跨國公司忽視的深圳地區，卻由本土民營科技巨頭們打出了一片江山，并在深莞惠地區構建了中國大陸最為豐富的創新生態系統。有意思的是，這個地區創新網絡在2014年之后，竟然又開始吸引部分IT跨國公司重新進入。當然，這回它們看中的是這地方的創新生態，而不再是20年前它們僅僅看中的是低成本制造因素。

在1990年代，跨國公司在深圳的集聚投資，為深圳注入了可觀的創新資源，夯實了深圳科技制造業的基礎；而在2001－2014年，跨國公司在深圳的缺席，也使得深圳地區創新生態缺少了一種重要的元素。2014年之后，跨國公司再度進入深圳，雖屬錦上添花，但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更何況，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重新定義“硬件”，因此對深圳來說，這波跨國公司入深，也許比1990年那波更為重要。

畢竟，之前跨國公司在中國各地的投資，更看重的是中國藍領勞動力的價格低廉。而現在它們看重的，是任正非所謂的中國的“工程師紅利”。

而在《華為何以巨頭》、《華為在深圳》、《ZTE、偉大還是平庸？》、《從鴻海、富士康到工業互聯》、《比亞迪的方向感》等篇中，我描述了在2001－2014睥，深圳不再是跨國公司熱點的時期，深圳本土跨國公司如富士康、華為、中興通訊、騰訊、比亞迪等的崛起，填補了這一空缺，同樣起到了將地區創新網絡與全球創新鏈嫁接起來的作用。

與跨國公司在深圳設立研發中心相比，深圳企業在全球各地的布局更具意義。如華為在全世界有16個研究所，其中數學丶物理、化學等基礎研究的專家共有約1200名。華為在俄羅斯做數學算法研究，在法國做美學研究，在日本研究材料應用，在德國研究工程制造，在美國研究軟件架構，除此之外，比利時布魯塞爾是華為的運營商軟件和業務分發平臺領域科研中心，意大利米蘭是華為的光電領域和微波傳輸領域的研發中心，德國慕尼黑是華為的運營商軟件、光網絡和未來網絡領域的研發中心，紐倫堡是華為的能源領域的研發中心，瑞典斯德哥爾摩是華為的無線技術研發中心。光啟設立以色列光啟國際創新總部，并在特拉維夫成立光啟全球創新共同體基金與孵化器（簡稱光啟GCI基金）。扎根深圳的TCL在全球范圍內設有26個研發中心，總研發人員近8000名，10余家聯合實驗室。而騰訊截止到2020年，在全球22個國家投資了約150個項目，總投資額超過1000億人民幣。

2014年之后跨發公司重新發現深圳的全球創新鏈價值，紛紛在此設立研發中心或創新中心之后，讓深圳重新燃起了一些信心，進而希望吸引跨國公司在這里設立地區總部。之前跨國公司一般只在北京或上海設立自己的中國區總部及研發中心。2021年2月，深圳出臺了《深圳市鼓勵跨國公司設立總部企業辦法》，吸引跨國公司在深圳設立地區總部。經深圳認定的跨國公司總部企業，最高可領600萬元獎勵。據說迄今為止已經行了三批認定工作，沃爾瑪、華潤萬家、凱為醫療、麥克韋爾、普華永道等43家外商投資企業被認定為深圳跨國公司總部企業。目前深圳正在進行第四批跨國公司總部認定工作。

在筆者看來，這種政策只是表達一種態度而已，對跨國公司的決策影響甚為有限，基本無法改變跨國公司主要在香港、北京、上海等地設立中國地區的總部的局面。除非該跨國公司在深圳地區的投資于中國地區占據首要地位。所以深圳的關鍵是，如何吸引具產業關鍵性的跨國公司在本地區進行重大的戰略投資，就像特斯拉在上海的投資那樣。

但對深圳來說，提升自己的全球影響力，可能更主要依靠深圳本土企業在全球市場的拓展，無論是對國際市場的開拓，還是在全球各地建立研發中心，乃至在全球投資并購企業。也就是說，要依靠深圳本土發展起來的跨國公司。這正是過去30年深圳已初步實現的圖景。

二

我在前面的系列文章中，一再強調，深圳經濟的國際化過程，其實就是嵌入或被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其最初的發生，是全球產業轉移的自然過程。

而深圳與全球的經濟聯系，或者說其在全球產業鏈或創新鏈的地位及影響力，取決于深圳在全球價值鏈中所處的環節，從被支配到支配的攀升過程。

在過去40年中，深圳的工業化進程，主要就是兩個最具典型性的GVC（全球價值鏈）產業，將深圳嵌入進去的過程。第一個是以服裝、鞋帽等為代表的GVC產業，這個產業在1960年代從美國轉移到日本，1970年代又轉移到韓國、臺灣、香港等地區，帶動了亞洲四小龍的騰飛，1980－1990年代轉移到以深圳及珠三角為代表的中國大陸沿海地區，2008年之后離開中國大陸的珠三角、長三角，進一步轉移到東南亞地區。第二個則是ICT產業，同樣經歷了從美國轉移到日本再進一步轉移到韓國、臺灣的過程。不過日韓臺在這個過程中，均培養出了自己的鏈主企業，如韓國的三星電子、LG、SK海力士等，臺灣的臺積電、富士康等。

1990年代ICT產業同樣有一個從美日韓臺向中國大陸轉移其生產基地的過程。長三角及珠三角均為主要的承接地。深圳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出了華為、中興通訊、比亞迪、TCL等鏈主企業。北京、上海則培養出了聯想、中芯國際、京東方等鏈主企業。

在服裝鞋帽制造業的階段，深圳主要是依托與香港的前店后廠關系，深圳主要是生產基地，而由此產生的國際經貿聯系主要是香港在運作。所以當時深圳才會產生只要與香港發生聯系就意味著國際化的認知。但ICT產業鏈，深圳更主要是與臺灣、韓國、日本，乃至美國、歐洲發生聯系，其中特別是臺灣。富士康等臺資代工巨頭從臺灣輸入電子元器件，在深圳進行組裝，之后出口到美歐日等發達市場。臺積電等芯片代工巨頭則進一步強化了深圳ICT產業與臺灣的聯系。就連深圳華強北的所謂山寨機市場，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也高度依賴臺灣聯發科的中低端芯片。

當然，在最近幾年里，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ICT產業，出現了將生產基地向東南亞和南亞進一步轉移的趨勢，在深圳地區過去20多年里采取進口替代策略而成長出來的零部件廠商，也跟隨終端組裝廠商向越南、印度等地轉移，由此產生了深圳對東南亞、南亞地區的大規模投資和技術擴散，深圳與越南、印度、柬埔寨等地區的經濟與科技聯系也越來越緊密。

有經濟學者根據深圳國內及國際航班的客流量，找出與深圳航空客運聯系最為緊密的城市，據說排第一位的是北京，并進一步得出結論說，在深圳的科技創新體系中，北京起了關鍵作用，猜測是北京的基礎研究能力與深圳的應用生產建立了協作關系。我只能說這樣的推論是很不嚴肅的。京深航線的大客流量應該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北京作為首都這樣一個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而不是因為北京作為一個科學中心或高教中心的地位。

事實上，深圳在長時間里，其國際航空客運多少受到抑制，國家有關部門為了確保廣州的國際航空樞紐機場地位，和照顧香港的需求，而禁止深圳機場發展國際航線，甚至曾有多年時間里，限制深圳機場每天起降架次不得超過500個。這樣有所扭曲的航空管理體制下，所產生的航空客流數據，并不能真實反映國際和地區間的產業聯系。

由于深圳自己缺乏國際航班，而且又由于香港機場本身已建立了成熟而稠密的國際航線，所以深圳與北美、日韓臺、歐洲、東南亞等地區的產業聯系，在很長的時間內，都是通過香港進行的。至于ICT產業的技術策源地，大部分情況下其實是在北美，而不是北京，其技術擴散，是在GVC系統內部進行的，北京的科學系統及大學系統，在40年的相當長階段內，總體上處于落后的狀態，并不能向深圳的ICT產業提供多少研發支撐，它最多會成為一個人才供給者。

在2016年出臺的十三五規劃中，深圳機場在國家航空版圖中的地位被提升為“國際樞紐機場”，由此深圳加大力度擴大深圳機場的國際航線網絡。2016年當年深圳機場新開及加密國際航線就達到19條。疫情之前的2019年，深圳機場國際客運航線歷史性突破60條，旅客吞吐量525．45萬人次，同比增長32．92％，占總吞吐量5293萬人次的一成。

由于有香港這樣一個國際航空樞紐的存在，深圳機場很難具有國際航線的競爭力，就像廣州機場面對香港同樣難有國際航線的競爭力一樣，許多航線客源不足難以為繼。因此除非香港根本性衰落，否則深圳不可能取代香港的華南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不過這并不影響深圳的國際交往和國際科技合作，因為深圳只需要把香港機場視作自己的國際機場即可。

由于深圳并非一個國際交往中心、國際政治中心，甚至也不是一個國際旅游目的地。因此深圳國際化城市的努力方向，仍然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使之真正成為中國的“硅谷”。硅谷并不是一個國際政治中心，甚至也不是一個國際交往中心，但由于其全球科技創新策源地的價值，吸引全球的創新資源與其進行鏈接。深圳可以在亞洲扮演這個角色。

三

企業是從自己的實際需要出發而走出國門走向全球。而政府似乎更在乎的是一種“國際性城市”的身份地位。

即便如此，政府也仍是做了許多工作，推動自己成為一個國際性城市，在這個過程中，也努力推動國際科技合作，以便使自己的經濟與科技獲取更多的國際資源。

2011年，深圳市發布了《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行動綱要》，在其“行動計劃1”的第5點提出：“構建開放型區域創新體系。支持企業與國外著名大學、科研機構合作，共建創新合作體系。鼓勵跨國公司來深設立研發中心，支持企業建立境外研發機構，推進國際科技合作。”

事實上早在1999年開始舉辦的“中國國際（深圳）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高交會），特別強調“國際”二字，即立意于推進國際科技合作。高交會專門設有外國團組展區，也經常邀請跨國公司總裁、外國政府要人及大學教授在高交會論壇作演講，比如首屆高交會就邀請了當時紅極一時的微軟CEO比爾．蓋茨演講。雖然高交會最終在國際化追求方面并未有大的突破（并未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工業展會），但仍是深圳進行國際科技合作的一個重要平臺。

2004年10月，深圳市政府設立了“深圳國際科技商務平臺”，在深圳高新區南區拿出一萬平方米辦公面積，作為國際科技商務平臺的辦公和服務空間。該平臺主要招徠外國商會、政府商貿服務、科技推廣、技術轉移部門，以及大學等，在此設立辦公室，以彌補深圳缺少使領館而導致的國際商務聯系不足的短板。2014年，深圳政府對“國際科技商務聯臺”的得失進行了檢討，并曾計劃將之擴大規模，專門建立一幢“國際科技商務平臺大廈”，不過似乎至今未落實。

此外，效法香港貿發局在全球重要地區設立代表處，深圳市政府也如法炮制，依托市商務局和市貿促會，自2000年開始在全球重要節點設立經貿代表處。其中由市商務局負責管理駐北美、歐洲、日本、澳洲等四個經貿代表處，其中駐北美經貿代表處設在加州，在芝加哥、舊金山和紐約設立了辦事處，駐歐洲經貿代表處駐布魯塞爾，在倫敦設立了辦事處。由市貿促會管理駐印度、泰國、埃及、尼日利亞、坦桑尼亞、肯尼亞、加納、阿聯酋等8個駐外經貿聯絡處。2004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印發了《深圳市駐海外經貿代表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規定其職責是在國際上推廣深圳投資環境、招商引資、促進經貿及科技合作交流等。

在2000年之前，深圳政府常常認為，由于香港是一個全球性城市，因此深圳只要與香港深度融合，自己自然就會成為一個國際性城市。但在1999年舉辦高交會之后，深圳自信的目光顯然開始飛躍了香港，走出自己的國際化步伐。前述三點即是證明。

此外2008年，在國家商務部、芬蘭勞動經濟就業部和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局的支持下，由深圳市南山區科技創業服務中心與芬蘭赫爾辛基大區投資促進局（GHP）聯合芬蘭國家技術創新局（TEKES）、芬蘭國立研究院（VTT）以及赫爾辛基當地企業孵化器和管理公司，在赫爾辛基合資創立境外實體的跨國企業孵化器—“中芬創新中心”。這也是進行國際科技合作的一種全新嘗試。

在全球創新鏈中，深圳現在處于什么位置？未來有可能上升到何種位置？城市對此應有客觀清醒的研判，而不應將過于理想的愿望作為現實的目標。但有時往往忽略這一點。

四

在“雙區疊加”（大灣區＋先行示范區）賦予深圳“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任之后，深圳政府將自己的重心放在了建立所謂“應用基礎研究”能力上，而這主要體現在大學系統及科學系統（大科學裝置、實驗室、研究院所）的表現。

對于深圳這樣一個大學及科學系統皆十分薄弱的地區來說，快速提升質量、趕超先進的捷徑正是走“國際化路線”，因為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大學系統和科學系統的弱項正在于“國際化”，而深圳特區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窗口，以及與香港共同構成參與全球化的樞紐，恰有國際化的便利條件。

在大學系統這一塊，如我前面的文章《大學與地區創新網絡》中已述及的，深圳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國際化的便利條件：

一是引入香港的大學。香港在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三所大學，有兩所（港大、港中大）選擇與深圳合作設立分校，其中港中深已成為全國中外合作大學最成功的項目，而港大與深圳的合作正在落實之中。除這兩所之外，另外四所，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浸會大學，也都加入深圳虛擬大學園成為成員單位。

二是與國外名校合作。這包括中俄國家合作項目——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以及天大佐治亞理工深圳學院、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這樣的中外合作大學學院，也包括南科大醫學院與倫敦國王學院聯合辦學的項目，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與英國北方皇家音樂學院建立全面合作框架。

三是深圳自己的大學走國際化路線。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科技大學和深圳技術大學。

南科大的定位就是“國際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其學科設置“借鑒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學的學科設置和辦學模式，以理、工、醫為主，兼具商科和特色人文社科的多元化學科”；其教學科研系列教師90％以上具有海外工作經驗，60％以上具有在世界排名前100名大學工作或學習的經歷；大部分課程采取全英文教學；學生管理則引入英（港）式“書院制”。

深圳技術大學的創辦，就是借鑒歐洲應用技術大學模式的結果。深技大與瑞士、德國等國的應用科學大學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學校引入了20多名德國教授任職，其中包括商學院院長、城市交通與物流學院院長等；深技大與4所德國應用技術大學開展了半年期交換生計劃。2016年，深技大（籌）與德國漢斯賽德爾基金會簽署了合作備忘錄，共建中德技術合作中心；2019年，八所瑞士應用科學大學（伯爾尼應用科學大學，瑞士西北部應用科學與藝術大學，瑞士東部應用科學大學，瑞士南部應用科學與藝術大學，格勞賓登應用科學大學，盧塞恩應用科學與藝術大學，蘇黎世藝術大學））與深技大共同成立了瑞士創新中心（SICS）。

深圳高等教育的國際化，尚有許多需要政策突破的地方，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這也決定了深圳能否順利實現其“南方高等教育中心”夢想。

在新建的科學系統中，深圳也嘗試突顯其國際化特色。最典型的舉措，就是設立“諾獎實驗室”。

深圳從2017年正式啟動諾獎實驗室建設，決定依托大學、事業單位、科技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科技型企業等單位，邀請諾貝爾科學獎、圖靈獎、菲爾茲獎得主共建實驗室。2018年12月26日，深圳市政府正式發布《深圳市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組建管理辦法（試行）》。按照該辦法，統稱為諾獎實驗室的科研機構可獲高額資助（首個建設期最高可達1億元），準入條件十分嚴格：科學家本人要求活躍在科研一線，每年在實驗室工作不少于30日；實驗室必須是其在國內唯一固定機構，首個協議期原則上應為5年；人才引進不僅要有明確的核心團隊，而且規定從市外新引進的高水平核心成員不少于5人。

2016年10月入駐南方科技大學的格拉布斯研究院，是深圳官方認定的首個諾獎實驗室，和2005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拉布斯一起入駐深圳的，還有10位中外院士。到2017年底，中村修二激光照明實驗室、瓦謝爾計算生物研究院、科比爾卡創新藥物開發研究院、蓋姆石墨烯研究中心的加入，使諾獎實驗室達到5家。2019年，杰曼諾夫數學中心、內爾神經可塑性實驗室、馬歇爾生物醫學工程實驗室、索維奇智能新材料實驗室等4家諾獎實驗室，以及斯發基斯可信自主系統研究院、帕特森RISC－V國際開源實驗室等2家圖靈獎實驗室相繼落成，使深圳諾獎實驗室數量達到11家。

對于諾獎實驗室的未來成就我們無法作出預測。有人非議說，諾獎得主大都過了其學術創新的爆發期，因此未必能給深圳的科學系統帶來新的諾獎。但在筆者看來，諾獎獲得者畢竟都是一流的科學家，他們加盟深圳諾獎實驗室，至少可以在某些前沿學科給深圳帶來全新的視野，并有望培養一批年輕的科學家出來。無論如何，深圳花這筆錢應該是值得的。

五

無論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還是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這是深圳官方的城市定位），深圳都需要在“國際化”方面進行更激進的探索。

但是近幾年里，深圳的國際化進程應該說還需要進一步加快。

這受到了三方面因素的影響。

其一，疫情封鎖使得中外隔絕。由于疫情的影響，這使得深圳的企業和大學與國際的交往互動都受到了極大的拖累，企業的國際客戶、大學的外籍教師，都很難順利進入中國。這一客觀因素還待全球疫情防控方面取得關鍵性進展。

其二，曾經，深港同城化就是國際化。現在面臨香港的國際化地位尚待提升局面。這一方面是因為疫情防控，香港同樣長期關閉訪港通道。深圳的國際化努力長期對香港有依賴性，香港角色弱化，必然削弱深圳的國際化程度。

其三，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重大戰略部署。

深圳經濟特區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外循環為主的城市，深圳的外貿依存度最高時超過170％，現有仍然超過100％。這樣一種國家戰略的轉向，對深圳的影響會十分巨大。

在新形勢下，深圳如何為雙循環戰略作出新的貢獻？筆者的看法是，第一個深圳要為重建中國的外循環邏輯做貢獻，第二個要為重建中國的內循環邏輯做貢獻。其實這兩者是同一件事，就是要重建中國的雙循環邏輯，就是要堅定不移的、突破性的推進市場化方面改革。

即便整個國家要“以內循環為主體”，仍應該允許深圳繼續奉行“以外循環為主體，以外循環拉動內循環”。因此深圳應爭取國家給予“國際化特許權”。以對外更加開放來拉動深圳推進市場化的改革。

這當然都是理想的期許罷了

       原文標題 : 金心異解開“深圳創新密碼”52：“國際化”，怎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