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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建，西澤研究院院長、教授。

本文根據7月29日趙建教授在百度財經與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CCEF）聯合舉辦的線上論壇的發言基礎上進行的整理。有較大的刪改。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對國內外的經濟大勢，每一個時間點，不同的人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關鍵是哪個層次，哪個角色，哪個位置。企業家，普通大眾，學者，地方政府，中央職能部門，中央最高層，各自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信息和數據，有不同的目標、格局和風險偏好，看的想的肯定有較大差異。

其中，最高層對宏觀經濟怎么看，對當前的中國來說至關重要。因為現在的穩增長形勢下，各類政策的實施力度和節奏，是決定經濟走向的核心力量。中央高層的政策取向，決定了整個政策的方向。雖然，地方政府和企業有各自的目標和行為函數，與中央不一定完全一致，但主要的政策工具尤其是貨幣政策和產業政策，還是掌握在中央手中。另外，從逆向思維的角度，中央高層的政策主張，也暗含著經濟形勢的信息。畢竟，他們有最大的宏觀信息優勢。

7月28日，萬眾矚目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不平凡的上半年做了“蓋棺定論”，并為接下來的經濟形勢做出判斷并指明了政策主基調。這其中包含著對疫情的看法，對房地產問題的看法，對國內外復雜形勢的判斷。信息量比較大，但總結起來三個詞：穩定，安全，堅持。這三個詞傳遞著三個信號，分別代表著對經濟、政治、疫情的看法和主張。高層考慮的絕非僅僅只有經濟。

穩定、安全、堅持，這三個詞意味著高層已經充分認識到了當前經濟政治、國內外環境的復雜和嚴峻，但鑒于今年下半年的重要性，還是要采取相對保守的做法：穩定壓倒一切，發展不能犧牲安全，在艱難的平衡中堅持就是勝利。

在這種情況下，不要奢望市場有大起大落，也不要對房地產、數字資本、防疫政策、中外關系等有不切實際的期待。“堅持”一詞，意味著“陣痛”的時間可能會很長，要對疫情，對房地產風險，對經濟下行，要有足夠的容忍度和耐心。因為在高層看來，除了這些，當前的中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一、穩定：繼續壓倒一切

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我定義為“后發展時代”，面對的主要問題已經不是發展不足和生產力落后的問題，而是在一個比較發達但是又區域差異巨大、矛盾叢生的經濟體系中如何保持穩定，如何守住發展成果的問題。與高速度相比，高穩定性對于高層來說可能更重要�，F在大力倡導的高質量發展，其中重要的一個考量便是犧牲一定的速度換取穩定。中國的黨政治理特征決定了治理體系對穩定有著極強的偏好。

然而現代經濟的運行體系，天生是不穩定的，任何制度體系都無法對這種不穩定性進行“風險清零”。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不穩定性的體現是每十年發生一次大危機，每五年發生一次小危機，而且危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尤其是最近三十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呈現高頻趨勢，發生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次貸危機后更是有了新的特點，那就是十年一次大的金融海嘯形成了余震，讓全球金融體系變得更加不穩定。原因主要是美國開辟的QE大放水模式，使全球貨幣體系受到美元漲落的影響越來越大，而新興經濟體又是每次美元大潮漲落周期的最大犧牲品。

這讓處于后發展時代的中國在穩定性宏觀管理方面，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一方面，內部的不穩定性越來越大，主要源自于金融業的發展和債務的膨脹。明斯基開創的內生不穩定性理論認為，現代經濟體系的不穩定就源自于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因為現代經濟體系離不開融資，而融資的過度化，杠桿的擴張，容易放大、扭曲資源配置的信號，容易帶來過高庫存、資本和產能過�！�—因為融資借債是基于未來、基于預期的判斷。而預期和對未來的判斷，充滿了不確定性，導致不確定性引發不穩定性。

今年疫情突發，整個經濟體系面臨三重不穩定的因素疊加沖擊，穩增長的壓力非常大。第一重因素是疫情反復的外生沖擊，確切的說是一些地方一刀切的疫情防控對本來就處于下行期經濟的沖擊。今年這一波病毒已經進化變異到了新的種類，我們2020年采用的武器和作戰方式（靜態封控＋網格化＋數字防疫）已經很難適應，無法像過去那樣迅速發現、迅速處置，只能付出較大的民生和經濟增長代價。這讓穩增長的壓力變得出奇大。今年疫情發生后，高層在各類會議上已經不再提5．5％的經濟增長目標，可見是要犧牲一部分經濟增長空間來換取全局穩定。

第二重因素是內循環中房地產史無前例的大整頓，造成投資乘數和貨幣乘數的雙重收縮。過去以房地產為核心資產和抵押品構建的資產負債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次貸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發生質變，內循環的增量動力（中樞動力是消費）主要依靠房地產＋大基建。而這個動力的“燃料”，則是貨幣和債務。經濟和金融陷入了對土地的高度依賴。尤其是財政部門，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城投運動，銀行也開始了資產負債表大躍進。房地產在穩增長方面的一個優勢是，乘數效應比較高。一個是貨幣乘數，支撐著銀行的信貸投放以派生廣義貨幣；一個是投資乘數，能拉動五十多個上下游行業，一單位的房地產投資拉動的GDP、就業、消費可能大于三。尤為重要的是，房地產投資在過去是每次穩增長政策的主要工具，一旦經濟出現大幅下行，房地產政策就會放松以便擴大需求。但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三條紅線”的沖擊不僅使得房地產的穩增長功能失效，反而成為經濟增長的下墜力量——各類房企違約破產爛尾，房地產投資增速破紀錄的攔腰斬，越來越多的地區土地流拍等等。在房地產不僅不幫著穩增長，反而“反戈一擊”的形勢下，保持經濟金融穩定的壓力可見會有多大。

第三重因素是美元加息引發的全球流動性收縮，對中國金融體系穩定性的沖擊。一年多以來，美國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通脹，這就導致這次美元加息的步伐跟過去不一樣。過去是寬松后的主動縮表加息，以便回歸正常化。這一次是大通脹追著加息縮表，不存在什么鴿派緩沖，出現了“鷹群效應”，因為誰也不敢成為大通脹的歷史罪人。而恰好美國大通脹的時間，中國開始進入“通縮”，穩增長需要放松各類政策，導致了中美政策的大背離。與美元背離會帶來巨大的金融波動，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帶來較大的壓力。

還有一重是社會穩定，數字自媒體下傳播是網絡化爆炸式的，很容易造成輿情巨浪�，F代經濟最重要的是資本，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但資本的形成都是基于預期，輿情中的一些放大的消息，很容易造成預期不穩。輿情風險，是風險型社會的主要風險之一。應對這種風險的思路不是封堵，而是鼓勵更多專業的多元化的聲音。因為單純的壓制，反而讓輿情更加發酵，因為社會對壓制的反饋是負面的，即使那是謠言。多元化、專業化、理性化的社會智庫聲音多了，自然會有理性的聲音消滅那些不利于穩定的傳播，即使短期內“謠言”傳播的更快。

二、安全：比穩定更高等級的“政治賬”

斗爭和安全，在十九大以后，尤其是疫情后成為高層各類會議發言中越來越高頻的詞匯。世界的主題是否發生了變化，這個不能貿然判斷。但是疫情發生后，供應鏈安全、能源安全、芯片安全、糧食安全等，的確已經替代分工、協作、效率、共贏等話語成為各國的主要考量。過去追求精致高效的全球供應鏈和貿易體系，如今在去全球化的浪潮下已經變得寧愿粗糙和高成本一點，也要保障供應鏈的穩定。在國家安全觀看來，降低對外依存度，提高國產自主性，保障國家的安全運行，比其它目標更加重要。

如果說穩定是對內，安全則是對外。安全是比穩定更高層級的考量。

安全一旦成為世界各國的主要考量，那么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就會盛行，形成全球范圍內的囚徒困境或者“內卷”——國家之間越將本國安全放到第一位，全球就越不安全。因為安全意味著對其他國家的不信任。如果說中美貿易戰后，國際政治秩序在去全球化浪潮中還能艱難的維系一個脆弱的平衡，那么俄烏沖突徹底打破了這個平衡，各國為了尋求本國安全，一方面強調國家主義，不再信賴全球化與“地球村”；另一方面抓緊站隊尋找靠山，中立國家也紛紛選邊站，尤其是一些中立小國，越來越缺乏過去秩序下的安全感，選擇了投靠更大的安全聯盟。而這些行為，恰恰加大了世界的不安全以及地緣風險。

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發展要安全”，這意味著發展的外延可能仍然表現在GDP、就業、三駕馬車等經濟指標，但是發展的內涵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也是后發展時代的應有之義。高速發展時代的“摸著石頭過河”，要被更規范、更長遠的政策規制所替代；“先富帶動后富”，要被共同富裕所替代；“黑貓白貓拿住老鼠就是好貓”，要被廉潔守法的過程監管所替代，“韜光養晦悶頭發大財”，要被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所取代。尤其是與外部的關系，從過度依賴外部資源，轉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所謂發展要安全，就是發展不能犧牲長遠的利益，不能被國際政治局勢變局所影響，不能受制于人“卡脖子”。這里的安全，主要是以下四方面：

1，基本國民經濟保障，比如能源安全，糧食安全等，飯碗和油箱要端在自己手里。由于中國石油對外依存度較高，但是產煤大國，因此發展新能源，擺脫對石油資源的過度依賴，可能是一個長期國策。

2，技術卡脖子的問題。芯片大基金的問題，說明了戰略性的技術和材料安全，還需要動用企業家的力量。

3，政治和地緣安全。俄烏戰爭打破了國際秩序的平衡，外部環境已經今非昔比，各個文明圈層的國家拉幫結派，相互間的理性對話越來越難。從現在的局勢來看，新的國際秩序再平衡過程中，戰爭進一步擴大的概率越來越大。

4，國家金融安全�，F在國際貿易、貨幣和金融體系的基礎實施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一旦發生國際沖突，國家貨幣和金融清算系統將有被制裁的風險。另外，在房地產行業風險還在不斷累積的情況下，內部的金融風險不僅是穩定的問題，已經事關國家金融安全了。

可以說，在當前的形勢下，不安全，或者安全有隱患的發展，還不如不發展。然而如何來甄別這個不安全，如何檢測安全隱患，如何讓各種安全保衛戰不擴大化，這是百年以來，歷來考驗高層平衡能力的問題。歷史經驗也嚴重證明，為了安全而采取的擴大化手段，反而同時犧牲了發展與安全，帶來的是更大的風險。真正的長期的安全，還需要在全球發揚統戰精神，讓朋友多一點、敵人少一點。這是黨在歷史上用成功經驗證明的偉大智慧。

三、堅持：共克時艱，以時間換空間

后發展時代的一個重要客觀規律是，矛盾叢生，這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頂層設計和政策的制定，不是解單個方程，而是要解整個方程組，因此往往會陷入“既要．．．又要．．．還要．．．另要．．．”的復雜局勢。這很容易導致高層的意愿和目標在執行過程中被曲解誤讀，以至于扭曲走樣，在地方和基層有自己函數目標的情況下，被選擇性執行。這是后發展時代，治理主體面臨的一個新常態的困境，公共管理的能力必須上一個臺階，才能應對這種復雜形勢。如果能力和制度跟不上，在扭曲和一刀切執行過程中，不僅不會完成高層的目標，而且還可能激發更多的矛盾。

今年以來，多重矛盾疊加，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最險峻的一個時間段。戰爭、瘟疫、脫鉤，債務違約、房地產危機、國際沖突、地緣風險，反腐白熱化，等等各種百年未有之大問題疊加在了一起。這個時候這么辦，高層每一個政策都面臨著巨大的約束，解決一個問題后還可能會出現新的問題。在這種局勢下，如何平衡發展、穩定、安全、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這里面有太多的不可能三角。在這種復雜局勢下，整個社會只有堅持，很多企業家的生意受到了影響，大學生因為疫情原因沒法正常面試，數字平臺企業在治理整頓過程中面臨裁員壓力，地方政府在擺脫土地財政與債務的過程中，面臨著精打細算、精兵簡政的改革壓力。等等諸多問題，面對這一切，除了堅持，共克時艱，沒有更多的方法。

“堅持”一詞，還意味著“以時間換空間”，這建立在中國經濟的韌性基礎上。注意，在后發展時代，時間對中國來說更加重要。如果說高速發展時代，中國創造的是空間優勢（大型基礎設施，城市空間的擴張等），那么今天，我們最稀缺的是時間資源，因為：一是人口老齡化非常嚴重，可能呈現直線老化的形勢，越來越多的人退出要素市場，時間不等人；二是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起來了，需要被充分利用，也就是抓緊提高中國的“資產周轉率”，否則很多大型項目比如高鐵、地鐵、網絡基站、高速網、都市圈等，廣義資產收益率（包括社會效益）打不起來，債務等風險問題會越來越大，債務是時間的函數；三是很多歷史遺留問題，已經無法拖延。因此，相對于空間，時間對中國更重要。

因此，高層罕見的強調“堅持”這個詞意味著，要共克時艱渡過這個艱難時期。只要中國經濟的空間優勢還在，只要我們還堅持改革開放，不自我收縮和封閉，讓市場和企業家發揮決定性作用，那么等這段艱難時間過去后，等核心治理團隊穩定后，整個社會繼續形成生動活潑互相信任的局面，大國經濟的規模優勢和空間回旋優勢會再一次發揮出來。這一切的前提是，我們對現代中國內涵有正確理解，在現代化變遷中對多樣性的理解和兼容。［全文完］

       原文標題 : 趙建：高層的三個重要信號，很多人沒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