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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奧巴馬夫婦投資公司higher ground拍攝的紀錄片《美國工廠》，講述了中國福耀玻璃集團在萊特兄弟的故鄉——莫瑞恩地區建立“美國工廠”，并雇請千位藍領美國員工的故事。在很多人看來，這代表了中國制造的崛起，然而，也有人認為，這是美國“制造業回流”的勝利。

也許，以“制造業回歸”為主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能否成為現實，仍還是一個眾說紛紜尚無答案的謎題，但美國東海岸大都市連綿帶作為美國最先崛起的地區，其沿革與發展的漫長歷程，或許能作為美國城市和產業發展演進的縮影，并給我國在都市圈時代的產業格局提供難得的鏡像。如何推進都市圈產業的演化和結構升級，審慎對待制造業的取舍，加強都市圈的協同發展？來看美國發展帶來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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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群之最：

美國東海岸大都市連綿帶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是美國乃至全世界大都市最為密集的區域，以紐約為中心，包括波士頓、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等主要城市，區域總面積約13．8萬平方公里，僅占美國總面積的1．5％，但匯聚了約5345萬、占美國17％的人口（2015年），2016年GDP達到4萬億美元，占全美GDP的比重超過20％。“波士華”區域的整體城市化水平超過90％以上，是美國經濟核心地帶和最大商業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根據美國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MB）對規模在5萬以上、人口密度相對較高的連續區域作為大都市統計區（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MSAs）；將雙向就業通勤量達到就業人數的15％及以上的相鄰核心基礎統計區（CBSAs，包括大都市區和小都市區）合并為組合統計區（CSAs）的定義，本文認為組合統計區類似于都市圈的概念，即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范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以下組合統計區統一按都市圈概念處理。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連綿帶內部包含波士頓、紐約、費城、華盛頓－巴爾的摩四個都市圈，從人口規模看均位于全美十大都市圈之列。

圖1． 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連綿帶

表1． 美國前十大都市圈人口規模（以組合統計區計）

紐約大都市圈 以2268萬人位居全美都市圈之首，而紐約大都市區人口則為2030萬，面積為17405平方公里，2017年GDP達到1．72萬億美元。

圖2． 紐約都市圈基本情況

波士頓大都市圈 以波士頓市為核心，大都市區面積達到9028公里，人口480萬，波士頓組合統計區的人口總數則達到817萬人，面積到25126平方公里。

圖3． 波士頓都市圈基本情況

費城大都市圈 以費城市為核心，大都市區面積達到11920平方公里，人口609萬，組合統計區的人口總數則達到720萬人，面積為19000平方公里。

圖4． 費城都市圈基本情況

華盛頓－巴爾的摩大都市圈 以華盛頓特區和巴爾的摩兩市為核心，組合統計區總面積達到32712平方公里，人口976萬。

圖5． 華盛頓－巴爾的摩都市圈基本情況

02

頂端爬升：

城市功能體系和產業結構的不斷重組

1、功能互補的城市多中心網狀格局

波士華大都市連綿帶除華盛頓相對“年輕”一些（1791年建城），主要核心城市基本同步發展并開展競爭（波士頓1630年創建，紐約1664年正式命名，費城建于1681年）。其中波士頓直到1775年，都是美國最興盛的城市，18世紀后半葉紐約和費城在商業、金融、港口貿易方面并駕齊驅，1790年，紐約以3．3萬人的規模名列第二，比費城少9000人。19世紀早期，隨著伊利運河和鐵路的開通，紐約成為頭號商業大埠并持續保持領先優勢。

19世紀早期，波士頓、紐約等東部大城市的富有階層就開始向郊區遷移 ，20世紀20－70年代是郊區化高峰。伴隨著人口的遷移，零售和服務業也往周邊擴展。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連綿帶在核心城市的輻射和擴展中，形成由紐約、波士頓、費城、巴爾的摩、華盛頓等為核心，以紐瓦克、布里奇波特、安納波利斯等為次級中心城市，以大城市周邊的衛星城市及通勤城鎮（居住新城）為節點的各等級城市相互交織的城市網絡結構。都市連綿帶人口大于100萬的城市有9個，人口介于50萬～100萬的城市有29個，這兩類城市集聚了區域內65％的人口；人口介于20萬～50萬的城市有34個，人口小于 20 萬的城市有 116 個，這類城市的平均規模有6．4萬人。

各類城市功能各異，如核心城市面向全球，是金融、科技、教育和經濟中心，對周邊城市具有強輻射力，影響和帶動周邊的產業發展和就業通勤。區域中心城市產業基礎雄厚，是區域行政、商業和制造業中心，與核心城市的通勤聯系較強，受其產業輻射和影響較大。周邊衛星城市則主要受中心城市的輻射外溢影響，形成以產業、商業等為功能的發展中心，通勤城鎮則在城市遠郊，承擔核心城市就業人員的通勤功能。

表2． 波士華都市連綿帶城鎮空間體系

紐約和波士頓都市圈的城鎮體系及重點城市發展如下圖所示。

圖6． 紐約都市圈城鎮體系及重點城市發展

圖7． 波士頓都市圈城鎮體系及重點城市發展

2、核心城市帶動的產業外溢擴張和結構升級

波士華大都市連綿帶沿線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既直接競爭，又根據各自的資源稟賦與區位特點，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產業層級結構和分工格局：紐約是全球金融中心和專業服務管理控制中心；華盛頓作為美國首都，是政治中心和國防科技研發中心；波士頓是美國的高科技中心和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費城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是重要的教育和經濟中心。

圖8． 四大都市圈的發展定位及主導產業對比

核心城市的發展伴隨著產業空間地域的不斷擴張和外溢轉移。如紐約在19世紀中葉已經成為美國一大制造中心，產業不斷向布魯克林、皇后區等地擴張。二戰后，紐約的產業結構加速調整，郊區化遷移現象突出，呈現制造業向北部哈德遜河谷方向、南部新澤西方向外溢遷移；服務部門包括企業后臺管理系統、區域性銷售機構和醫療門診郊區化分化以及公司總部的向外遷移的情形。1970年，世界500強企業有125家總部設在紐約，1975年，已經減少到94家。1955－1980年，外遷行為達到頂峰。IBM、海灣石油、聯合碳化物、通用電話、施樂、美國煙草、雀巢等50多家大型公司總部離開紐約。

波士頓的產業也通過鐵路延伸，擴散到周邊內陸地區，隨著郊區化的推進，制造業搬遷到馬薩諸塞州的其他周邊地區，而波士頓核心區域則成長為金融和商業中心。伴隨著波士華重點都市圈核心城市制造業的關閉和遷移以及美國70年代起整體的產業結構調整，制造業逐步衰退，形成以服務和高科技產業為核心的產業體系。

3、 輻射向外和軸向分布的高科技產業走廊

雖然制造業衰退跡象明顯，但波士華大都市連綿帶技術研發和創新方興未艾，產業地域范圍不斷擴張，城市之間社會經濟活動聯系密切，沿交通廊道形成若干以高科技產業為集聚特征的發展走廊。

被稱為“美國互聯網靶心”的華盛頓杜勒斯科技走廊（Dulles Technology Corridor）便是最好的例子。杜勒斯科技走廊從華盛頓市中心到杜勒斯機場，總長約50km，經過Leesburg，勞登縣和費爾法克斯，沿途的社區包括Tysons Corner，Reston，Herndon，Sterling和Ashburn等，圍繞互聯網產業、政務數據及信息安全管理、國防研發等形成產業集群。該區域承擔了美國超過50％的互聯網流量，并布局了13個根服務器中的2個，域名注冊商Network solutions LCC和網絡基礎設施公司Verisign的總部就在該區域。在產業集聚方面，杜勒斯科技走廊堪稱群星璀璨，既包括亞馬遜第二總部、黑鳥集團、CACI、Capital one、DLT等科技金融、信息咨詢服務等產業企業總部，也包括空客、波音、AT＆T、思科、甲骨文等企業的分支機構。

圖9． 杜勒斯科技走廊示意圖

而波士頓128號公路更是被稱為“數字時代的誕生地”，是波士頓市內郊區與周邊較不發達的郊區之間的分界線。在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崛起和集聚一批計算機企業，包括阿波羅計算機、DEC、GTE、霍尼韋爾信息系統、雷神、EMC及寶麗來等，在和硅谷的競爭失敗后，又依托哈佛、麻省理工等聚集一批生物醫療領域的研發企業，形成在生物醫藥和電子信息領域的產業集群。

圖10． 波士頓128公路示意圖

此外，東海岸大都市連綿帶還形成沿哈德遜河谷的“紐約科技谷”、新澤西的生物醫藥及現代服務產業帶、沿長島市的總部經濟及休閑旅游產業帶等。

4、多主體聯動的區域協調機制

在都市圈擴張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涉及到跨行政區的發展問題，如何進行跨行政區的規劃和協調成為各國從城市向都市圈邁進過程中的統一問題。美國大都市區治理和協調模式呈現主體多元、機制多樣、權利分散、模式眾多的特征。

從區域規劃上看，美國聯邦政府不具備法定規劃職權，沒有實行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分級編制和審批制度，而是以州立法授權方式賦予地方政府規劃權利，且地方的規劃權力也相對分散，致使美國整體難以形成自上而下的跨區規劃體系，即使有類似紐約區域規劃協會（RPA）這樣的機構，其發布的歷次規劃也僅作為政策參考文件，不具備強制力，無法真正實施。

表3． 美國區域規劃歷程及特征

跨區域合作機構在區域協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大都市區域規劃機構（MPO）、政府間協議會（COG）等，其中MPO是聯邦政府授權和資助的交通決策制定機構，由聯邦給予交通建設資金支持，保證地區間交通規劃的合作協調。其他區域協調機構還包括紐約港務局、大都會華盛頓機場管理局等。

圖11． 東北部大都市連綿帶主要大都市區規劃組織（MPO）分布

03

發展啟示：

發展微中心，優化產業布局

美國大西洋東海岸大都市連綿帶已走過相對較長的生命周期，它在金融服務和高科技產業領域的發展優勢讓世界嘆服，但在優化產業結構的同時“摒棄”制造業的做法又成為當前區域階層分化的重要根源。福耀進軍美國與玻璃產業需要靠近客戶的產品特征相關，并不具備普遍代表性，就制造業回流美國而言，被特朗普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建廠計劃，是一個更具標本意義的案例：兩年過去了，同時在廣州開工的代工廠即將實現量產，而威斯康星州的富士康工地上，依然只有兩棟空蕩蕩的廠房。對于扛起威斯康星州“制造業大旗”這件事，富士康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主導推進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沿著固有的經濟發展模式“尾大不掉”，其他工業化國家又“來勢洶洶”，“美國工廠”要重現當年輝煌在短期幾乎不可能，特朗普的“制造業回流美國”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他的推特之上。美國中部傳統老工業基地尚且難以實現制造業的回流，寸土寸金的東海岸大都市連綿帶未來的重點更只能在制造研發領域深入攻克，保持其全球的引領地位。

我國已經進入都市圈經濟時代，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逐步呈現連片發展的態勢，產業梯度轉移和優化升級是我國各都市圈尤其是先發區域正在親歷的階段。部分傳統產業由于國內生產成本上升，逐步向東南亞后發國家轉移，進一步成為國內“產業空心化”的隱憂。東海岸甚至整個美國主動去工業化所呈現的問題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國都市圈應著力優化城市功能體系，積極發展微中心，堅持相對全產業鏈的發展體系，創新區域協同合作機制，按照圈層規律進行產業布局優化，在區域產業基礎上去謀求技術突破和整體轉型升級，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潘芳、田爽，美國東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發展的經驗與啟示［J］． 前線， 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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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文遷，紐約大都市規劃百年：新城市化時期的探索與創新［M］． 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12

4． Brookings， MetroNation： How U．s． Metropolitan Areas Fuel American Prosperity．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