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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氫能路線的敗局

必須要強調的是，日本新能源路線的慘淡收場，早在《日本再復興戰略》正式公布的2年多以前，就已經注定了。

2011年3月11日，本州島宮城縣仙臺市以東約130km的太平洋深處，發生了一場烈度達到里氏9級的超強海底地震。

巨大的震波在撕裂海底地殼的同時，也席卷起了巨大的海嘯。向西橫掃而來的那股海嘯，推平了本州島東北部的巖手、宮城以及福島等縣的沿海地區，并一路深入內陸，破壞了沿岸十余公里的區域。

地震和海嘯的雙重災害，在當時造成了本州列島東部沿海地區近乎毀滅性的設施與財產損失，以及超過18000名死亡和失蹤人員。

這便是所謂的“東日本大地震”或者“3·11大地震”。而這場地震，也被許多人視為日本國運一去不回的歷史性轉折點。

東日本大地震的真正可怕之處，并非地震和海嘯雙重破壞造成的直接財產損失，而是隨之而來的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

由于地震破壞了福島第一原子力發電所的機組冷卻車間，使得核電機組面臨失控的危險。

之后，搶險行動又因為東京電力公司上層資本集團的貪婪、日本特色的官僚系統，外加呆板低效的中下層執行力等諸多因素干擾，一再拖延。

最終，一場本可以控制的事故，演變成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定義下的7級重特大（最高等級）核事故，與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事件齊名。

筆者無意在此介紹該事故的前因和經過，所以各位只需要記住其與本文相關的部分即可——在福島核電站災難性的事故之后，日本的氫能路線，實際上已經無法在成本上實現自洽。

因為在原本的規劃設想中，整個體系中至關重要的一環，電解制氫環節，原本設想是由核電站的供電來進行的。

眾所周知，除去作為石油化工副產品那有限的部分，氫氣最常規也是最廉價的制取手段，莫過于電解。但這就意味著，氫氣的規模化制取與電解鋁類似，需要大量電能持續投入。

福島泄漏事故的最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在全日本乃至全世界，掀起了一陣核電恐慌。投資建設新的核電站，專門給制氫工廠供電的想法，已經行不通。

甚至在福島事故以后，日本政府還緊急啟動了關閉境內其他53座核電站的計劃。

而關停核電站的同時，也需要增加新的發電設施，以補足日本的電力缺口。因為在福島事故以前，包括福島核電站在內，日本全境擁有54座核電站。這些原子能發電設施，為日本提供全國總電力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強。

換而言之，氫能戰略的規劃者們，最初設想的最低成本制取氫氣的渠道，沒了。2012年5月6日，當日本列島上最后一座核電站關停之際，浩大的氫能戰略雖然尚未正式宣告誕生，實際已經提前宣告了失敗的必然結局。

在這之后，隨著減排放潮流的興起，日本同樣還背負上了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各種化學能發電設施的擔子。這使得新增各類熱電廠滿足制氫需要，也幾乎成了不可能。

盡管在這之后，又有日本企業提出了建設光伏電站，直接用太陽能制氫的方案。然而光伏電站有限的裝機容量，以及日本在光伏電池上已經高度依賴中國出產的高性能廉價面板。這就使得氫能路線最根本的訴求——不受制于人，也在事實上宣告破產。

日本擁有全世界最精明的政治家與企業主，但遺憾的是，這些人的“精明”實際只著眼于小處和細節。這正如這里，筆者所闡明的這一切，日本的有識之士其實在很久以前，應該就已心知肚明。

然而安倍晉三執掌的日本政府，仍舊強行推動了這一戰略。

即便其從正式成為國家戰略伊始，就已注定是無本之木，在經濟上就已經是失敗的。然而，隨著上一年所謂“安倍經濟學”的啟動，這場靠著寅吃卯糧來空耗續命，以拖待變謀求戰略契機出現的游戲，卻也需要一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高大上玩意兒，來為之裝點舞臺，一邊向著國民、向著世人，裝出一副在努力進取的樣子。

畢竟，氫能戰略等一系列新規劃、新技術的大規模運用計劃，也是被列入到了這場裱糊行動的“第三支箭”之內的（參見筆者發表在公眾號：汽車公社上的《“安倍經濟學”以后，日本汽車再無MIRAI》一文）。

然而，裱糊終究只是裱糊而已。

直到安倍晉三下臺政熄，乃至于其本人不久前遭到反邪教義士天誅，他與他的同黨一直殷切期盼的“外部變局”，卻遲遲未能到來。

謀求以拖待變的“安倍經濟學”，最終走向了沒落。而被用來裝點“安倍經濟學”的門面，或者說在“變”到來之前，先姑且搞下去的氫能，也最終走到了盡頭。

2021年，隨著延期的東京奧運會，最終未能取得原先預想的效果——無論是提振日本經濟，還是對外宣傳氫能技術。最終，這場本就無意義的游戲，到底還是玩不下去了。

“這里有一種原動力。這種原動力強大、靈敏、快捷、方便，它具有各種各樣的用途，滿足我們在船上的一切需求。它提供一切。它給我光，給我熱，它是我船上所有機械的靈魂。”

一個半世紀前，法國著名科幻小說家儒勒·凡爾納在那傳世的《海底兩萬里》中，經由超級潛艇“鸚鵡螺”號的尼莫船長之口，對那個以電為能源的時代給予了最美好的遐想。

小說中的“鸚鵡螺”號，完全由電力驅動。凡爾納這樣解釋其動力來源：從海水提取鈉，將之與汞混合，組成一種用來替代本森蓄電池單元中鋅元素的合金，然后直接從蓄電池獲得電力。

在現實中，這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便當時的凡爾納也明白，對于所有以電為能源的機械來說，若非直連發電裝置，那就需要一個電池來提供持續電力。

這是因為，電有別于此前乃至于以后的一切化學能源形式，其實質是持續以光速運動著的電子的離子形態。

想要將這種能量儲存起來，通常只能用物理或者化學的方式，將其進行轉化。這正如超級電容以及化學電池，在電能存儲時發揮的效能。

相比之下，通過電解制氫的方式，將電能事實上轉化成了另一種化學能形式，也稱得上是獨辟蹊徑。

盡管氫作為世界上最輕的一種元素，氫氣存在著極高逸散率，以及分子態下仍可觀測到量子隧穿效應，顯示我們距離完全掌握這種元素的特性并有效運用和控制，仍存在相當的距離。

但氫氣比之電能，畢竟是看得見而且摸得著的。而以現有的技術，我們也確實可以較方便地，將其加壓后以極高能量密度形態運輸和轉運。

氫能技術路線在日本的失敗，其本質只是日本企業的商業失敗，也是日本國運衰落的體現，卻并非氫能技術本身的失敗。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工信部，將該技術路線納入了新能源商用車方案的原因之一。

國人往往戲謔日本，稱其“總是點錯科技樹”。然而究其根本，日本之所以“點錯”，歸根結底是那些體量巨大的玩家，絕不愿意跟隨其步調起舞，為其火中取栗。

本世紀初顯示面板產業那場液晶與等離子顯示技術的較量如是，今日氫能與純電的路線之爭亦然。

然而希望畢竟還是有的，而且就在海的西面。然而，日本會主動抓住這難得的翻身機會，重新去把氫能這條路走通么？

筆者認為其關鍵在于，日本身為一個東亞國家，是否能夠重新去學會如何融入東亞體系。

       原文標題 : 日本氫能戰略，在發布前就已經“破產”